2024年5月27日至29日，20國集團（以下簡稱G20）2024年峰會之“文化遺產與氣候行動”邊會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亞舉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中心副主任、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ICOMOS China）秘書處主任燕海鳴研究員參會并發言。
一、會議背景
在工業革命以來的150多年里，伴隨大量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使用，大氣中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濃度顯著增加，人類所處的氣候基本態發生了劇烈變化，引發一系列連帶反應。今天，極端氣候加劇，對全人類的生活甚至生命安全帶來了極大影響。尤其是近幾年，每年都創造人類有記載以來的最熱年份記錄，越來越高發的極端天氣，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都能夠切身感受得到。在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于2022年發布的第六次評估報告中，又一次通過無可辯駁的科學數據證實了氣候危機的加劇，并呼吁加大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力度。與此同時，低碳生活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碳達峰”“碳中和”“碳足跡”等概念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日常生活話語之中。
對文化遺產領域而言，氣候變化對眾多古跡和遺址的影響也日益顯著，文化遺產迫切需要開展適應行動，以抵御極端氣候帶來的威脅；同時，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文化遺產所蘊含的智慧，在減緩氣候變化影響方面應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21年12月，由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ICOMOS（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和IPCC聯合主辦的“文化、遺產與氣候變化全球聯合會議”成功舉行，這是全球范圍內首次以氣候變化和文化遺產為主題召開的高規格學術研討。
如果說2021年的線上會議，為文化遺產和氣候行動的交匯首次搭建起溝通的橋梁，那么本次G20峰會框架下的“文化遺產與氣候行動”邊會，則讓這座橋梁進一步發展為平臺。本次會議系將于今年11月在巴西利亞舉行的G20峰會文化工作組的一次邊場會議，聚焦文化遺產與氣候變化及其應對問題，旨在促進國際組織和國家之間的對話，保護和促進文化遺產在日益嚴重的氣候挑戰中開展相關行動。會議討論的基礎是2015年《巴黎協定》，以及2023年第28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成員國會議（COP28）對氣候變化的相關決議與承諾，后者首次將文化遺產作為COP會議議題正式寫入了決議。
會議由巴西國家歷史和藝術遺產研究所（IPHAN）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巴西利亞辦公室共同主辦。巴西、中國、美國、阿根廷、智利、沙特、摩洛哥、西班牙、印度等國代表參會交流。
二、發言和討論
發言者的內容聚焦若干議題：從綜合視角分析威脅各種文化遺產的氣候風險，提升氣候行動的意識和能力建設，加強研究、以增強公共政策和制定適應策略；分享包括減緩、適應和韌性措施在內的應對氣候變化影響的優秀案例；聚焦巴西國內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地區的問題。
巴西國家歷史和藝術遺產研究所（IPHAN）主席Leandro Grass強調，新一屆的盧拉政府和新任文化部長非常重視文化遺產和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積極參與全球事務和氣候行動。巴西環境與氣候變化部秘書長Inamara Melo表示，巴西面臨嚴重的氣候變化問題，但有信心踐行《巴黎協定》的期待，爭取將溫度上升控制在1.5度以內，并表示巴西將出臺涵蓋15個領域的“國家適應計劃”。巴西ICOMOS氣候變化專委會主席Aline Carvalho表示，巴西ICOMOS是全世界首個設立氣候變化專委會的國家委員會。本次邊會召集人、佩爾南布哥聯邦大學教授Luana Campos介紹，2025年的COP30將在巴西召開，巴西正致力于在該會議上提出《文化遺產和氣候行動憲章》，目前正在推動文件的編制之中。
在巴西原住民參與的討論環節，大家紛紛強調，原住民社區是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最大，最為脆弱的對象。原住民社區本身是最重要的遺產，這一遺產具有獨特的生活方式內在價值。原住民知道如何可持續使用自然資源，他們的智慧應該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發揮更大作用。
來自UNESCO和氣候變化有關國際組織代表，從國際視角進行了發言。UNESCO文化政策與跨文化交流部專員Emmanuelle Robert指出，30%的世界遺產地受到影響，70%的海洋世界遺產地、60%的世界遺產冰川以及60%的世界遺產森林面臨風險，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也被提及。她表示，G20國家應通過國家行動和政策（這些政策被納入國家適應策略中）發揮領導作用。
Andrew Potts是ICOMOS與IPCC等機構的聯合項目“守護遺產”Preserving Legacy的負責人，也是ICOMOS氣候變化工作小組的前任負責人，是近年來在文化遺產和氣候行動領域最為活躍的國際專家之一。他在發言中介紹了四個有關民間組織，包括近年來影響力巨大的氣候遺產網絡（Climate Heritage Network, CHN，后附詳細介紹），以及歐洲遺產樞紐（European Heritage Hub）、全球行動呼吁組織（Global Call to Action）和友人小組（Group of Friends）。他表示，距離COP30還有17個月，大家要一起努力，將文化遺產寫入氣候變化的政治性文件之中，推動劃時代意義的一次COP會議。
在國家案例的分享中，阿根廷、印度、摩洛哥、西班牙等國代表發言介紹各國情況。其中，西班牙的Antonio Antequera介紹了該國專門開展的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綠皮書。該書將該國保護遺產所開展的氣候和環境相關政策和案例進行了展現，是一份內容新、通俗易懂的結合學術、政策和宣傳的讀物。
在這一環節，燕海鳴介紹了中國文化遺產領域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包括將文化遺產納入國家行動策略，發布指導性政策和文件加強文化遺產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開展學術研討和公眾宣傳等等。發言基于國際氣候變化領域最新的文件，近年來COP會議的成果，將氣候變化的話語體系與文化遺產案例結合，將我國近年來開展的防災減災、災后重建、低碳減排等文化遺產相關工作，與國際氣候變化中的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適應（adaptation）、減緩（mitigation）相融合。與會代表表示，中國的案例既體現了國際氣候變化行動的理念，更突出了實踐性，體現出中國文化遺產領域在氣候行動中的務實特點。
三、參會感受與思考
（一）文化遺產領域期待進入氣候變化主流話語
文化遺產如何在氣候變化中獲得風險防范和并開展適應措施，已成為非常迫切的議題。文化遺產界認識到，氣候變化對文化遺產的威脅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損失，還包括對文化記憶和社區生活方式的影響。
自2023年COP28開始，氣候變化行動的關鍵領域，除了以往的適應（adaptation）和減緩（mitigation）措施外，增加了損失與損害補償機制的討論（loss and damage），主要通過損失與損害資金，對因氣候變化已遭受破壞的對象進行資金支持，受到文化遺產領域的關注。更受關注的，則是COP28首次將文化遺產納入了全球適應目標新框架七個主題，文化遺產和氣候行動被納入G20的議題，文化遺產領域對進入國際氣候變化主流議題的重大進展。在2025年的COP30上，計劃在大會政治性文件中首次納入文化遺產表述，也被文化遺產領域廣為期待。
（二）國際組織和部分國家的活躍與影響
目前，在文化遺產氣候行動的國際組織方面，除了UNESCO、ICOMOS等機構持續與IPCC開展合作之外，最具影響力的組織之一“氣候遺產網絡”（CHN）。該組織是一個非政府國際合作平臺，致力于將文化遺產保護與氣候行動相結合。該組織成立于2019年，旨在通過文化和遺產領域的專業知識和資源，幫助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CHN由多個國際文化遺產組織、機構和專業人士聯合發起，得到了UNESCO、ICOMOS等權威機構的支持。其核心目標是通過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促進可持續發展和氣候適應。CHN通過舉辦研討會、培訓班和工作坊，提高文化遺產從業者和社區的能力，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例如，CHN曾舉辦多次關于氣候變化與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會議，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和學者參與。自成立以來，CHN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通過其倡導和行動，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開始重視文化遺產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作用。CHN的努力不僅提升了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地位，也推動了相關政策和實踐的創新和進步。
在國家方面，美國以Andrew Potts為代表的國際活動人士，在這一領域保持影響力。巴西在盧拉政府成立后迅速回到國際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聚光等下，并且巴西ICOMOS專門成立了氣候變化專委會，顯示了其在這一領域的積極態度和領導力。印度近年來在這一領域也不斷發聲，本次派出的發言代表是綠色防災與韌性發展組織（Green Risk-Informed Resilient Development）的創始人，其發言側重防災減災的理念框架。希臘近年來通過發起“保護文化遺產免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倡議”（Greek initiative for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在氣候變化和文化遺產的交集領域嘗試扮演重要引領角色，在COP28期間，該項目專門召開了邊會。
（三）期待更多實證研究
當前文化遺產界討論氣候變化的內容相對務虛，主要還是在強調理念，比如對CBDR（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等氣候行動的原則表述非常關切，但其自身的理論和話語體系有待發展。
本次會議上，巴西東道主將原住民議題作為主要議題，強調其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和傳統智慧可以為氣候行動做出貢獻。但這些觀點尚沒有通過科學研究來進行實證，理念色彩多于科學研究。
應該認識到，因溫室氣體排放導致的氣候變化，是人類進入工業革命時代以來的新問題，是與人類社會進步密切相關的。解決氣變問題，也應以更為發展的眼光，更為進步的視角去尋找路徑，不應否認進步本身的意義。文化遺產對于減緩行動的貢獻究竟能有多少，一直缺乏數據支撐。如果過度強調前工業時代的生產生活方式，并不利于文化遺產的專業知識對氣變議題做出真正貢獻，也無助于我們真正以科學的方式討論和進入氣變這一全球性話語體系之中。
另外，文化遺產在適應方面的優秀實例，當前討論的也不夠系統。中國在世界遺產監測，防災減災體系建設等等，實際上都是應對氣候變化在適應（adaptation）方面的探索，都是務實且可以引領操作層面深入討論的問題，理應發出更多聲音，獲得更多關注。
四、余論
總之，文化遺產的專業工作者，應認識到氣候危機的真切性和全球性。氣候危機已經顯著影響到了我們的現實生活，不應再被那些否認氣候變化甚至美化氣候變化的言論所干擾。對文物保護而言，要正視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極大不確定性，尤其是要辯證看待延續文物古跡在時間尺度上的韌性。極端天氣越發頻繁，對那些數百年、上千年文物古跡的破壞力空前，潛在危害在加速。
同時，也應清晰認識文化遺產在氣候變化議題中的定位。文化遺產是氣候危機對人類生活整體影響的一個方面，要將其置于這一整體語境下去理解，遺產人的眼中要有遺產，更要有國計民生的大圖景。
在文化遺產和氣候變化的交叉領域，我國可抓住當前其熱度高、雄心大、但實質成果缺乏的現狀，積極參與到該領域的討論和活動之中，在這一關鍵歷史性時刻扮演更重要力量。在適應（adaptation）方面積極探討現有監測和防災減災機制應對氣變的成效，推動防災減災與適應話題相融合；在減緩（mitigation）領域，推動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低碳綠色行動，在理念層面做出引領示范；積極參加國際研討，關注COP29和COP30的動向，更積極發出中國聲音，介紹優秀經驗。
撰稿人：燕海鳴 |